黄天荫院士：缺少通识教育和基础训练，很难造就顶尖人才
作者|章剑锋出品|科技《科学大师》栏目拍摄|新闻直播中心团队黄天荫，世界顶级医师科学家、新加坡国家科学院院士、美国国家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，2022年底第四度入选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名单。黄天荫，是一位华裔科学家，能讲中文，他的父母早年由香港赴新加坡工作和定居。他出生在新加坡，并成长为一位颇有国际名望的科学家，主要从事黄斑病变和视网膜疾病相关的临床工作，如糖尿病视网膜病变、老年性黄斑变性、视网膜血管性疾病及近视性黄斑变性，并致力于视网膜疾病和眼部成像（含人工智能）的研究和创新，在视网膜疾病和眼部成像方面的流行病学、转化、临床科研等方面进行系列跨学科领域的交叉研究,取得众多开创性成果。2021年，为进一步发展医学学科，清华大学聘请黄天荫全职加盟，成为清华大学医学学科带头人和讲席教授。作为世界顶级医师科学家，黄天荫带着培养下一代医师科学家的使命进入清华园。2022年起，清华大学原临床医学八年制“医学实验班”全面升级为“卓越医师-科学家”培养计划，目标是将临床医学生培养为“具有高度人文情怀的顶尖医师-科学家”。今年春节前夕，黄天荫应邀参加国务院外国专家座谈会，与总理相邻而坐，重点汇报了全球医疗现状和清华医学发展规划。科技《科学大师》团队见到黄天荫的时候，是在去年冬天，他在清华长庚医院出诊结束后，抽时间接受了我们的访问，以下是访问实录。一，怎么样才能做出一流的科研成果？《科学大师》：您去年末第四度入选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名单，根据您的经验，要怎么样才可能做出世界公认的科研成就，而不是老跟在别人屁股后头？黄天荫：对科研工作者而言，好的基础训练非常重要。长期的基础训练能够帮助科研工作者抓住机会，打造一流成果。举一个例子，我是一名眼科的医师科学家，对眼科流行疾病方面了解深入。当我看到某个趋势，认为它可能会发展成重大疾病，就可以提前介入研究。在预见、求解、解决问题后，会发现做出了原创性的科研。我在数据医疗方面有一个特别原创的科研项目，是把人工智能应用在眼底病治疗上，这在世界上可以讲是数一数二的一项研究。得益于前期在基础流行病和眼底疾病方面坚实的研究基础，在人工智能还没在医学领域应用之初，我已经意识到它在医学、在临床治疗眼底疾病上能有重要的贡献。我抓住机会，把人工智能技术转化应用到眼底疾病治疗上，就做出了一个原创性成果。训练扎实、基础稳固的科研工作者，更能抓住这种机会。包括面对疫情，大家都迫切想解决问题。但如果没有长期扎实的基础训练，面对问题也难有头绪。《科学大师》：好的基础训练应该是什么样的？黄天荫：好的基础训练在专业教育之外，要有广泛的通识教育。比如我做医生，也应该知道其他工程专业领域的情况，甚至掌握人文学科比如社会学的知识。这能帮助你打牢基础、拓宽视野。据我们现在所知，疾病不是由某一个基因或细胞变异造成的，而是很多内在外在因素影响所致。很多人治疗的难易程度，跟所处的社会环境、家庭环境，跟个人的吃住情况、医疗资源情况等都有关系。治病是一个复杂问题。如果对社会文化经济状况知之甚少，我们很难做好医疗工作。举个例子，很多人知道心血管疾病通常由吸烟造成，但是为何还是有很多人一直吸烟？要从个人思想观念、生活习惯和社会环境来综合判断，才能对症下药进行治疗。作为医生，如果只了解某种疾病、某个细胞是不够的。此外，我认为人需要终身学习、不间断教育。不是说我获得本科或者博士学历，我的教育就结束了。我本人30年多年来一直在学习，教育是永无止境的。好的通识教育，加之持续的学习与教育，也许会帮人打下很好的基础。二，多开发年轻人创新的主动性《科学大师》：在清华，您希望怎样培养人才？黄天荫：第一，我们很重视教育，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特色。在国内，不论去哪里我都能发现，老师充分受到社会的重视和尊重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基础。第二，我们也是很注重基础科研，做出了很不错的基础研究。比如在生命科学、细胞基因等基础研究中，因为我们有优秀的学生、先进的设备、努力的老师，中国已经追上了美国等国家。现在的问题是，怎么样给我们尤其是年轻的科学家、年轻的医生多一些自主性，让他们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和做法。我认为我们在大学或者医院等科研单位，要多给年轻人更多探索的自主权，让他们自己做决定，自己寻求创新，一件事他可以说我去试试看可以不可以做。正如我对我现在的团队成员说，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去做，什么都可以做，你要自己去主动。这种思想和文化可能增加我们的创新能力。三，越想着要拿诺贝尔奖，你可能越是拿不到《科学大师》：您认为中国医学研究水平距离诺贝尔奖还有多远？答：于我而言，诺贝尔奖不是研究者的唯一追求。你只盯着这个目标，反而可能离它越来越远。例如肿瘤研究等领域，研究者要是都举整个团队之力去钻研获奖，就会很难有创造性成果产出。实际上，很多国家的研究者并不是奔着诺贝尔奖去的，结果反而获奖了。诺贝尔奖是一个注重原始创新的奖项。国外有些诺贝尔奖得主，他们的科研经历还没到十几年，只因一个项目，就突然获得诺贝尔奖。《科学大师》：就是说你一心想达到那个目标反而就达不到，因为你一功利起来，很难扎扎实实坐下来搞研究，很难把事情本身做好？黄天荫：应该是说，比起诺贝尔奖，我们的医生、科学家，我们的大学能否为社会作出大的贡献，能否真正推动人类社会发展，才是追求所在。在这样的平台，可能过几年诺贝尔奖会自然而然会出来。四，近视可以通过手术治疗，关键还是要做好预防《科学大师》：在10年前有媒体报道您的开创性研究，就是视网膜疾病和眼部成像，目前它发展的情况是什么样的？黄天荫：我在视网膜疾病和眼部成像的研究已有20多年，实现了几个重要突破。一个是我们运用现在的视频成像技术，清晰查看视网膜情况。这是以前的诊断技术做不到的。以前我们检查视网膜，只是用眼睛经验性地去观察，现在影像技术越来越精细，借助成像技术，可以观测到细胞、血管情况，这是很大的发展，能够以此了解疾病的发展过程。另外在治疗眼底疾病方面，经过了约20年的转化，医学上出现了激光治疗等突破性的治疗方法。与我的研究相结合，利用激光治疗保护血管，很多与眼科相关的流行疾病，尤其是糖尿病、眼底疾病、老年黄斑退化，都可以通过这一手段治疗，会减少几千万人的失明风险。还有人工智能影像技术的加入，提高了检查和治疗的效率。这一突破给患者、尤其眼底疾病的患者带来很大的希望。如今基本上我们可以告诉患者，治愈你的眼睛我们可以拿出办法。但20多年前，我还是年轻的眼科医生时，基本不能这么说，我只能说你患有这种病，我们努力试，我们尽量治。现在不一样了，我可以告诉患者，我们有治愈方案，你按照方案去做就好了，我们会尽可能避免失明风险。《科学大师》：大家非常关心，近视能不能通过手术彻底根除？黄天荫：近视眼的激光手术经过三四十年发展，已经很成熟了。国内国外不少人都进行过近视眼激光治疗手术，有很多案例。至于别的技术手段，比如放一个蓝色眼镜片在眼睛里面，近几年也开始在临床应用。近视眼的手术，一般不存在后遗症，已经是个相对安全的手术，不用特别担心。《科学大师》：最重要的是，近视是可以预防的么？黄天荫：是的，但要从小开始，至少注意两点：一是多进行户外活动。不要整天宅在家里，要多走出家门进行体育锻炼，或者纯粹出门散散步也是很好的。总之要走出家门，形式不限。如果能多一些户外活动，孩子近视几率会大大降低。二是不要长时间使用手机、电脑等电子设备，科学地降低工作时间。我们看视频、看手机和读书，都不能时间过久，视间距也不能太近。这会对眼球产生影响，增加近视的概率。如果能做到这两点，会减少近视，或避免加深近视。《科学大师》：一旦得了近视眼，它是不可逆转的么？黄天荫：对，不能逆转，尤其是已经成人之后的近视。《科学大师》：一旦我发现自己近视了，应该怎么办？黄天荫：轻度近视不用进行手术，戴个眼镜就解决了，没有什么大问题。其实轻度近视是相当普遍的，我们更需关注的是深度近视。600度、700度、800度这种近视可不是小问题。这些患者以后出现早期白内障、早期青光眼，或者视网膜脱落的概率会比较高。如何避免高度近视，还是预防为主，尽量别往高度近视发展。此外，高度近视建议进行眼部疾病的筛查，防患于未然。五，老龄化成重大挑战，医生的地位也会凸显《科学大师》：有时我们会看到医患关系紧张的报道，这会对医务人员造成困扰，有一种负重前行的味道，您怎么看这种现象？黄天荫：我们都看到三年疫情的情况。如果没有完善的医疗系统，没有足够的医生，没有足够的医师科学家，社会很难恢复正常秩序。我们进入老龄化社会后，医疗的紧张可能会更加显现。这么多的老年人口，如果没有医生，怎么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？老龄化社会对医学水平提升、对医疗资源覆盖提出的要求，甚至是一个挑战。《科学大师》：这个挑战具体是什么样子的？黄天荫：老年人口多，不只是一个数量的问题，更表现在疾病上。很多老年人不是普通疾病，都是慢性病，也不是一种疾病，可能同时患有多种慢性病，所以比较复杂。如果年轻人患病，比如眼部疾病，一般考虑是一个眼部疾病；如果老年人就医，告知有眼睛上的毛病，很可能就不只是眼睛的问题，可能会是心脑血管的问题，是神经方面的问题，也可能是其他系统的疾病。所以老年人可能不只看眼科，别的领域的医生也可能得看。面对这么复杂的问题，我们的医疗资源可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。比如一个医院如果有200个床位，理论上可以看200个病人。如果都是年轻人，相对容易容纳，因为他们住一两天就可以出院；但如果是200个老年人，可能要住5天、10天甚至更长时间，床位首先就会出现压力。《科学大师》：那怎么办？黄天荫：我认为可以考虑转变现有模式，从单纯的诊疗模式向预防模式转变，以求减轻医疗方面的压力。如果我们的老年人预防保健到位，健康状况较好，尤其慢性病不多的话，医疗的压力会比较少。这也不能单靠医生，我们还可以发展社会护理。国外的老年患者已经开始不只靠医生了，一些医疗需求尤其是基础医疗的需求，可以依靠专业护理人员解决，而不是都去看医生。如果你去英国、澳大利亚、美国看，很多时候护理已经替代了医生的角色，他们比医生更熟悉老人的情况。当发生比较严重的健康问题时，才会寻找医生解决问题。所以我们也可以寻求转变以分散压力。否则这会是一个死结，我们要不断地训练医生，医生和床位却总是不够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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